㈠ 古代东北有一个铁骊国吗
一、辽铁骊不是部，是名副其实的国
在唐朝中后期的渤海国有个铁利（里）府，到后来演变成辽国的铁利州。同时期，在渤海国北方还有个铁骊（离）国。原本是两个不同“历史坐标”中的概念，却混为一谈了。几百年来，一些人按汉语发音去研究铁骊这个历史名称，轻易地把不同事情弄在一起，得出宋辽时代的铁骊不是个国家的概念，这是首先应该予以否定的。
虽然《金史》、《续资治通鉴》等史书都说“铁骊部”，但是仔细研究后，就会相信《辽史》中的“铁骊国”是最可信的。《金史》卷二中载，金收国二年正月下诏说：“……契丹、奚、……兀惹、铁骊诸部官民……”。看似金时的人习惯于把收服的国家称为“部”，才有了铁骊部的说法。
铁骊是国，无庸质疑，理由如下：
1、多种史书都明确地记载为：“铁骊国”
据可查的很多历史书籍（不包括近人编辑的历史书）载，其中有《辽史》，还有《契丹国志》、《高丽史》等书，凡属铁骊字样的记载均毫无含混地写为“铁骊国”或“铁离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决无“铁骊部”或“铁骊州”、“铁骊府”等字样。只要翻开《辽史》，多处可见的是“铁骊国”的诸多史事。在《辽史》 “百官志”、“属国军”、“属国表”、“纪”、“志”等许多篇章中，都可证明铁骊是辽国的附属国。
特别是《辽史》营卫志，部族篇中，对“部”、“族”、“属国”等概念都做了十分明确地解释。该书对辽国所属的国内部、国外部、附属国等都多次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一一列举得非常详细。在这样的书籍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会把“部”与“国”相混淆。
铁骊国是被《辽史》明明白白地列在“属国”序列之中的，清清楚楚地写着“铁骊国”字样。在辽代二百多年的历史记载中，铁骊国始终和高丽、日本、新罗、党项、突厥、乌孙等众多国家一样，在宗主国辽国的主宰下，进行着各项国家事务活动。
这一历史记载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2、铁骊国有正规、强盛的军队
《辽史》兵卫志下，属国军篇中列有：“吐谷浑、铁骊、靺鞨……突厥、党项……高丽、西夏、女直（真）。”等59个属国军队。《辽史》百官志二中载，在长春路有“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这是辽国的国外部族和附属国中，仅有的几个在辽国内被设置有军队详稳司（监治官衙）的附属国之一。
公元1040年（辽重熙9年）女真人侵犯辽国边境，就是铁骊国的军队把女真人反击回去的（《辽史》卷十八，后文有说明。），可见其军力相对来说还是较强的。
3、铁骊国有完整的官僚体制
辽国对附属国、部族的官职和品级等官僚系统都有明确的规定，《辽史》百官志二，北面属国官篇中列有：“属国职名总目：某国大王，某国于越，某国左相，某国右相，某国惕隐、亦曰司徒……”共十六个职名和职司，还说：“大部职名并同属国，诸部职名并同部族。女直（真）国顺化王府……高丽国王府、新罗国王府、日本国王府……铁骊国王府……”共78个“诸国”；之后又列有8个“大部”和61个“诸部”。
铁骊国酋长仙门曾明确地被辽国授予“右监门卫大将军”。
从《辽史》中可知，铁骊国与辽国的关系是很好的，铁骊国跟随辽国近二百年，是必定要按辽国的规定设置自己的官级品位的。
4、铁骊国有明确的疆界和自己的百姓
《辽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圣宗四载：公元995年，“兀惹乌昭度，渤海燕颇侵铁骊……”。卷八十五，列传第十五载：和朔奴率军“驻于铁骊……”等等，都说明铁骊国具有自己明确的国界，否则，用什么去衡量驻军或侵犯了铁骊？另外，《金史》中有：辽国“以兵徙铁勒、乌惹民……”。根据史料查核，这里的铁勒指的就是铁骊。在此处引这句话，是想说明铁骊国有自己的老百姓。再说，一个有兵、有官、有军队的地方，岂能没有百姓？
5、铁骊国决不是普通的附属小国
《契丹国志》说：辽国的“又次北至铁骊喜失牵国……西南至上京四千余里”，很明显，喜失牵国是属于铁骊国的。《高丽史》卷五载：显宗五年（1014年），“铁利国主那沙使女真万豆来献马”。本书后来还说，这个国主那沙又分别于1019、1030年两次派黑水靺鞨及女真人去高丽。这样的国家能和黑水靺鞨、女真、喜失牵等国一样吗？
这里，应当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在公元1014至1030年时，辽太祖建立的铁利州早已经在公元990年的时候被撤消，在铁利州这个地方取而代之的是辽国的广州。唐朝时期渤海国的铁利府、铁利部等概念，在这时则更是早已成为历史。特别是那沙这个人，从史料中查知是铁骊国的人。所以，这里的铁利则应该是铁骊。这是由于不同语言的译音或后人汉字书写造成的差误。这里也可说明，这个时间的“铁利国”（是铁骊国）的人是不能直接到达高丽国的，所以“铁骊国主”至少三次委托它国使者代替自己去高丽国。它和几百年前可以直达高丽，甚至还和渤海国一起去日本的那个铁利是不一样的。（后面将详细说明）
前面所举，说明女真诸国之中，至少有一个与喜失牵国、黑水靺鞨等国在宋辽时代也受铁骊国指使。看来，铁骊国虽然是辽国的附属国，同时，它可能还有自己的附属国、部等，或者是一个能够支使别的小国的国家。
铁骊这个有史书定义，并明确记载着它拥有自己强大而完整的“国家机器”，拥有自己的疆域和国民的社会体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家，决不是什么部、府之类的社会机构！
写《辽史》的两个作者，分别是辽、元两代的宰相，《契丹国志》、《高丽史》等书的作者也都不是普通人；难道说，这些人会随意为铁骊添上一个“国”的概念？所以，我们不能看着书本的内容，而不按书本说话。虽然《金史》等书把铁骊国说成是铁骊部，但从这本书中对铁骊零星的记载中却有错误的情况看（见后述），《金史》所说的铁骊部没有信服力。
（关于铁骊国的详情请见后文。辽国先称契丹，中又改为契丹，所以本文所用两个国名，分别是按事件当时的国名而写的，请原谅。）
二、辽铁骊和铁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把辽国时期的铁骊和铁利视为一体，把铁骊国埋没在铁利部的概念中，这是很悲衰的。事实上，铁骊和铁利决不是一回事！
有些书中，把铁骊写作铁离，把铁利写作铁里，《辽史》等历史书刊就是这样。在一本书中同时出现两种名称。也许，这就是二者的区别，是表明决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的基本写法。
1、有关历史背景的问题
宋辽时代的铁骊和铁利都不是历史的主角，都是随着历史的主角而变动的配角，在历史上是受别人主宰的，这也是当今人们对它们不能全面理解的原因之一。
我们怎么看铁骊和铁利，两者是一还是二？
其中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主要的背景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当时辽国和渤海国之间的关系上。
特别是现在，有的历史学人说，辽天赞四年（925年）十二月以前，辽国和渤海国之间没有战事，由此得出铁利不是史书中说的那样，不是在辽神册初年归入辽国等，并因而说铁骊就是铁利。
事实上，在天显元年（926年），渤海国被辽国彻底灭亡前，辽太祖执政期间，辽国和渤海国之间的战事一直不曾间断过。
《辽史》卷一载：公元902年7月，“伐河东”。那时的辽河以东地区全都是渤海国的土地，这是完全的辽与渤海间的战争。
《辽史》卷一载：公元903年春，“伐女真，获其户三百，九月，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这个“怀远”，便是当时渤海国15府中的一个府。说明在903年或以前的时候，辽国和渤海国之间就有战争。
《辽史》卷一还说：公元909年，辽太祖“幸辽东”。都说明在辽神册初（916）年以前，原渤海国所属的辽东、或辽东的一部分，已经是契丹国的疆域，或者已经被辽国控制了。
神册年前的公元915年，辽太祖到鸭渌江钩鱼。很明显，原先位于辽河西岸的辽国这时已经发展到了鸭渌江边。
同书又说：辽神册四年（919年）二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辽阳原先也是渤海国的地方，这时已经成为辽国的地方，后来被定为辽国的东京。说明，公元919年以前，辽阳一带已经从渤海国转到辽国（契丹）人的手里。这个地方，汉朝时属襄平县，渤海国的铁利府就在这个地方。
《辽史》卷二十八中载：“东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战二十余载乃得之”。 “渤海户”已经在辽神册四年就被辽人“实之”到原先渤海国的地方了。“太祖力战二十载”……两国之间有否战事，说得多么清楚！
《辽史》卷二载：公元921年，辽国于“十一月，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又载：公元924年5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
这里的安远、沈州、辽州等地，也都是原渤海国的地方，渤海人也在杀辽国人。《辽史》地理志二：辽州“本拂涅国城，渤海为东平府”；沈州“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属定理府所辖。
在《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对原渤海东平府这个地方叙述说：“太祖伐渤海，先得东平府，迁民实之”。查阅有关史料知，这次“伐渤海”肯定不是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国的那次战争。因为那次战争，是先过商岭得扶余府，后灭掉渤海的。渤海国的东平府位于辽河之滨，近临契丹，必然首先被辽国征服，归附辽国的时间不会晚于神册年间。
在公元925年12月之前，如果没有战争，渤海国会把这大片土地拱手相让吗？辽人会这样随意地迁移、分兵、充实百姓吗？正因为有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才有了渤海国的东平、怀远、安远、铁利、鸭绿等府，在渤海灭亡前就已经归顺辽国（契丹）的事实。
另外，辽太祖在公元925年12月说：“……帷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辽史》卷二）。两国之间既然有世仇，怎能在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以前“无战事”？
可见，在公元925年十二月以前，辽和渤海两国之间不但早有战争，契丹人还占领了很多渤海国的地盘。辽太祖也曾多次迁徙过“渤海民”，这是不容质疑的。
就是在这种连年不断的，契丹与渤海的战争中，渤海国的铁利府在渤海国灭亡前就归顺了辽国。它与怀远、安远、东平、鸭渌四府一样，是在辽天显元年（926年）以前的战争或外交中归顺辽国的，到天显元年以后，其它十府才先后被辽国收归。
天显元年（926年）前（辽太祖时期），辽国和渤海国之间的战事
年 份
两国之间的主要事件
备 注
902年7月
辽以兵40万伐河东（辽河以东的地区——渤海国）
《辽史》卷一
903年9月
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渤海怀远府·原越喜之地）
《辽史》卷一
909年1月
幸辽东（看来，辽国已经发展到辽东的地方）
《辽史》卷一
915年10月
钩鱼鸭渌江（很明显，辽国已经发展到鸭渌江地区）
《辽史》卷一
916年10月
乘胜而东（卷1）。《辽史》卷17：“东辽之地，自神册来附”；卷60：“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 卷38：“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
《辽史》
918年12月
幸辽阳故城
《辽史》卷一
919年2月
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
《辽史》卷一
921年11月
略檀、顺、安远……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渤海安远府等）。12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
《辽史》卷二
924年5月
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辽史》地理志二：辽州“本拂涅国城，渤海为东平府”。
《辽史》卷二
2、铁利府是在辽神册年前归入契丹国的
铁利和铁骊关系如何？首先要弄清它们是何时归辽的，这是弄清和区别二者的基本条件之一。
宋辽时期，铁骊国和铁利府都曾归顺辽国，这是后人把二者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而把铁利和铁骊相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弄不清铁利什么时候归入辽国（契丹国），怀疑《辽史》中所述“神册初（公元916年）得铁利”的史实。
《辽史》卷六十，志第二十九，食货志下载：“神册初（公元916年），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同书，卷三十八，志第八，地理志二载：“广州，防御，汉属襄平县，高丽为当山县，渤海为铁利郡。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统和八年（990年）省。开泰七年（1017年）以汉户置，统县一：昌义县”。这是铁利州在辽国时期的历史。
后人写史所指广州，是因神册初年（公元916年）辽太祖建的铁利州，于辽圣宗统和8年（公元990年）被撤消；后于开泰7年（公元1017年）在原址建立了广州。所以《辽史》书中说广州，而不说铁利州。
从《辽史》等有关史料中可以知道：一是辽太祖建铁利州，二是迁去了渤海人。这是研究辽国铁利州来源问题的两个出发点，也是辽铁利州何时归于辽国的关键所在。
从《辽史》卷二所载：渤海国的扶余、龙泉两府分别是在天显元年（926年）一、二月份被契丹国占领。随后，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先降后叛，被平定后又接着再叛。辽军从三月到六月一直忙于平定这些地方，及攻打长岭府等地。七月，显德府的重要城池铁州被平定，辽太祖死于此时。八月，辽军终于占领了长岭府。而龙原、率宾两府从地理位置上看，都在渤海国东北侧；再从《辽史》中查知，这两个府没有在天显元年以前归入辽国的可能性；必在天显当年，八月以后被辽军占领。
加上在这一年以前归入辽国的怀远、安远、东平三府，就有十三个府了。渤海国的十五府，只剩下铁利和鸭渌两府，这两府什么时候归入辽国的？另外，前面所述，在926年以前入辽的沈州、辽阳、等地在渤海国时，是属于哪个府的？
《辽史》卷二载：公元915年，辽太祖“钓鱼鸭绿江”。说明神册年以前，鸭绿江，至少是鸭绿江下游，甚至中下游地区已经在契丹人的掌握之中。作为渤海国5京之一的西京——鸭渌府何时拼入契丹版图，至今尚未发现有关资料。但从其地理位置上看，渤海国的西京——鸭渌府归属辽国的时间决不可能晚于公元926年；因为在渤海国五京中，鸭渌府距辽国最近，辽国要通过它才能到渤海国的一些地方。
《辽史》中，渤海铁利府是很明确地被两次记载为神册初（916年）归于辽国的。可是对这个记载，有些人一直持怀疑态度，甚至其理由竟然主要是由一个“注释”引起的。准确地说，辽、金等有的史料确有一些应该斟酌的地方，但对《辽史》中的这个记载应该坚信不移！理由是：
因为辽太祖是在天显元年7月份死去的，所以辽铁利州只能在公元926年7月以前建立。如果铁利府不是在神册初归入辽国的，且又像有人所说，是在现俄罗斯的伯力附近，或龙泉府东北部以远；那么从史料和地理知识上说，铁利府就只能在天显元年（926年）八月以后归入辽国，其它时间是没有机会的，这就与书中所说“太祖建铁利州”矛盾了。
另外，查阅所有资料，天显元年，辽国没有迁徙居民，更没有迁徙渤海民的记载，只是把渤海王大諲撰及族人从渤海龙泉府迁移到辽京都西。这就充分说明，辽铁利州是不可能在天显元年及以后建立的，只能是在辽太祖活着的时候，迁渤海民建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天显元年以前归入辽国。
天显元年，是辽和渤海两国非常关键、且重要的年头。假如铁利府是在这一年归入辽国，这个多铁地方是一定会在史料中像其它地方那样被体现出来。当然，也不排除被遗漏的问题，但机会要小得多。因为《辽史》中对辽国先平后灭渤海国的事件，由始至终都记载得十分详细。
《辽史》卷一“太祖上”中，单独地记载着：神册元年（916年）“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其它什么也没有说。契丹国的东方是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自然有很多地区、部族或国家先后位于契丹东部。但是在这个时期，其东方只有渤海国。各种史料都说渤海国“西契丹”！巧的是，也正是从这以后，渤海国开始向辽国朝贡的。《辽史》中记载渤海国第一次向辽国进贡，是在两年后的公元918年（《辽史》卷二）。可是在这一年和前一年的历史纪录中，两国之间没有战争。渤海国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开始向辽国进贡吧？看来，916年（神册元年）的“乘胜而东”是对向渤海国的战争，并且渤海是战败一方。这也许是铁利府归入辽国的历史前提条件。
《辽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圣宗卷载：“初，东辽之地，自神册来附”，来附者是谁？从前面所述知，渤海国其它十三府归辽时间都已经明确，这次来附者只能是铁利和鸭渌两府，或其中之一。而《辽史》卷六十中也明确说明：“神册初得铁利”。如果铁利不是这时归入辽国的，难道笔误得这样巧？这里再一次证明了铁利归辽的时期，还有很多记载也都说明了铁利的这段历史。
有人用卷六十的“注释三”来说铁利是在天显年间归入辽国的，实在是一种片面理解。其实，该注释所说的意思是要更正平渤海是在天显年，不是在神册初；辽广州是在开泰七年迁汉人后设立的，不是在辽神册年间的事。注释其中并没有要更正铁利是在那一年归辽的意思。再说，注释人的语言十分谨慎，说明人家对《辽史》的内容是很慎重的，后人怎么能轻而易举地用片面理解的注释内容来否定正文呢？
从现有资料来看，渤海国的铁利府归入辽国的时间在《辽史》中的记载是正确的，与相关记叙是相符合的，与历史事实也是相吻合的。不应怀疑史料中的这项记载！我们只能、并且必须认定，渤海国的铁利府是在神册初归入辽国的！
㈡ 过春节时，历朝历代穿的服饰的来历和特色是什么
穿新装，新鞋和新帽
㈢ 古代的人的衣服有几层名称是什么我只知道里衣和外袍
古代的人的衣服有三层。
越往内的衣服越薄，越外边的衣服越厚。如内里可以穿内衣内，其外可以穿单层薄的中衣，再外边可以穿件厚的袄加夹裤或夹裙裳，也可直接穿一件夹袍，最外厚的褙子或外氅。
每个朝代有各自不同的服装：
1、三代
夏商与西周时的汉服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
2、商
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古代华夏族汉服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就是在商代形成的。
3、秦汉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4、隋唐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5、宋代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6、元代
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7、明代
为重新振兴中国社会，明朝政府采取了上承周汉，下取唐宋的治国方针，对整顿和恢复礼仪极其重视，并根据汉族传统重新规定了汉服服饰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前提之下，明代的服饰面貌仪态端庄，气度宏美，成为中国近世纪服饰艺术的典范。
8、清装
明、清两代汉族女装变化同样极大，清代早期开始逐渐强迫变汉服为汉式旗装。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满式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
干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
(3)辽代皮衣属于什么档次扩展阅读
古代服饰颜色的讲究：
明太祖朱元璋“禁庶人服色用黄”：在古代服饰颜色中，黄色的地位变化是最大的。黄色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的专用色，其实一直到隋唐才被确立，而在此之前并无严格的规定和限制。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以土德为王”，中原之土为黄色，后世遂崇尚黄色，黄色逐渐变成了一种权力和尊贵的象征，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主观解释。
就《绿衣》一诗中“绿衣黄里”的说法来看，先秦时期普通人也用黄色布料来做衣服。而在秦汉时期则规定：“轿夫为黄”。黄色分配给卖苦力者使用，以区别身份，所以张角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为统一头裹黄布，就很好理解了，这支农民军也因此被称作“黄巾军”。
黄色出现在帝王服饰中，应在上古周代。《周易》中有“天玄地黄”的定义，周天子在祭天时的着装是“玄衣𫄸裳”，即黑色面料的上衣，赤黄色的下裳，但此时的黄色并非帝王专用色，而且不是“黄袍加身”。
黄色成为皇帝的御用服色始于隋代，隋文帝杨坚穿黄袍临朝，不仅庶民不得使用，就连皇帝身边的重臣也一律不准僭用黄色。以后历朝遵行其规，连颜色深浅都有规定。
㈣ 历朝历代的服饰的来历和特点,有什么
上古时期
原始服饰 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想象复原的。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夏商周时期
奴隶社会的章服制度是以“天子”的冕服为中心，逐步发展和逐渐完备。根据古典的记载，夏、商两代已有冕服，周代冕服则在继承夏、商制度下变革发展，影响后世各朝的章服制度。
商周时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秦汉时期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揉合秦制与三代古制，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冕冠、衣裳、鞋履、佩缓等各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从此汉代服制得到了确立。
男子服饰——袍：一种源于先秦深衣的服装，原仅作为士大夫所着礼服的内衬或家居之服。士大夫外出或宴见宾客时，必须外加上衣下裳。到了东汉，袍才开始作为官员朝会和礼见时穿着的礼服。它多为大袖，袖口有明显收敛。袖身宽大的部分叫袂，袖口紧小的部分叫祛。衣领和袖口都饰有花边，领子以袒领为主。一般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里面衣裳。这时期袍服的样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直裾，一是曲裾。
曲裾就是战国时的深衣，这种样式不仅男子可穿，也是女装中最常见的式样。这种服装通身紧窄，下长拖地，衣服的下摆多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有窄，袖口多加镶边。衣领通常为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面衣裳。有时露出的衣领多达三重以上，故又称“三重衣”。
直裾，又称詹褕，为东汉时一般男子所穿。它是襌衣的变式，不作为正式礼服，但适用于其它场合。
女子服饰——深衣：汉代妇女的礼服，仍以深衣为主。只是这时的深衣已与战国流行的款式有所不同。显着的特点是，衣襟绕转层数加多，衣服的下摆增大。穿着这种衣服，腰身大多裹得很紧，且用一条绸带系扎腰间或臀部。
襦裙：大多用四幅素绢拼合而成，上窄下宽，不加边缘，因此得名“无缘裙”。另在裙腰两端缝上绢条，以便系结。 这种糯裙是中国妇女服饰中最主要的形式。东汉以后穿着的人虽一度减少，但从魏晋开始重新流行后，历久不衰，一言沿袭到清代。汉代妇女也有穿裤的，但大多仅有两个裤管，上端用带子系扎。后来宫中女子有穿前后有裆的系带裤，逐渐为民间仿效。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期的服饰，基本上是承袭了秦汉旧制的。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则出现了一种各民族间相互吸收、逐渐融合的趋势。汉族男子开始穿起紧身窄袖短衣、蹀躞腰带和长裤皮靴的胡服；汉族妇女的服装样式也由褒衣博带、上长下短变成紧身适体、上俭下丰。深衣形制在民间渐渐消失，胡服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
男子服饰——衫：分单、夹两种式样，与秦汉时的袍服不同。它不受衣袂的约束，袖口宽大，为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普遍喜尚。
女子服饰——对襟和长裙：魏晋时期大体沿袭秦汉旧俗，有衫、裤、襦、裙等形制，南北朝以后逐渐有所变化。初期，妇女所着衣衫多为对襟，衣袖宽大，并在袖口缀有一块颜色不同的贴袖。所着长裙式样很多，有间色裙、纬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等。腰间有帛带系扎，有的还在腰间缠一条围裳，用来束腰。
隋唐、五代时期
隋代初建，服饰承袭前代。
唐代服饰的特点是:官服质地款式更加讲究，幞头形制富于变化；腰带有銙(带扣版；品色衣形成制度；女服艳丽多彩；注重梳妆打扮。五代十国时间较短，服饰大体沿用唐制。
男子服饰——官服：唐代皇帝的服饰有大裘冕、衮冕、通天冠、武弁、平巾帻、白帢等。大裘冕是皇帝祭祀天地时穿的礼服，包括礼帽和礼服。礼帽两边悬着的黄绵对着双耳，以示不听无益之言。
群臣服饰：一品官服衮冕，二品官服鷩冕，三品官服毳冕，四品官服𫄨冕，五品官服玄冕，六品至九品祭祀时服爵弁，武将朝参时服武弁，文官九品服弁服。
圆领袍衫：唐代官员平时穿的服装、它用织有暗花的料子制成，在袍服下部通常有一道襕，名为襕衫。武则天时出现一种新式服装，即在不同职别官员的袍上绣有不同的图案。文官袍上绣飞禽，武官袍上绣走兽。这可以说是明代补服的发端。
麻衣：即白袍，是唐代读书人尚末进入仕途时穿的服装。唐代新科进士也穿白袍。一般百姓的衣着是相当粗糙和简单的，勉强遮体御寒而已。 唐代农民，戴笠子帽，穿本色麻布衣，如衫子，两旁开衩较高。唐代猎人，戴毡帽，圆领开衩齐膝衣，麻鞋。唐代船夫，戴斗笠，着小袖短衣，高高开衩的缺胯衫子，半臂，束腰带，长裤，着草鞋或麻鞋。
女子服饰——襦裙、衫、帔：唐代女服主要有襦裙、衫、帔等。妇女们着小袖短襦，有的裙长曳地，衫的下摆裹在裙腰里面，肩上披着长围巾一样的帔帛。
幂篱：关于幂篱的形制，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大幅方巾，用轻薄透明纱罗制成，披体而下，遮蔽全身。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衣帽相连类似斗篷一类的装束。这种服制可能与阿拉伯服饰有关。由于西北风沙很大，人们远行时骑马用它围裹身体，障蔽风尘。有人认为，只有妇女远行时才着幂篱，以免男人窥视。有人认为，它是男女通服。
长裙：盛唐以后，女衫衣袖日趋宽大，衣领有圆的、方的、斜的、直的，还有鸡心领、袒领。袒领，即袒露胸脯。有些女服非常艳丽，纹饰变化很多。从敦煌莫高窟壁画晚唐供养人的形象上可以看到。妇女裙色有红、紫、黄、绿等，最流行的是红色裙。
百鸟裙：用多种鸟的羽毛捻成线同丝一起织成面料而制成的裙子。
花笼裙：用一种轻软细薄而半透明的丝织品单丝罗制成的花裙，上用金银线及各种彩线绣成花鸟图形，是罩在裙子外面的一种短裙，也叫衬裙。
云肩：即披肩，形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
宋朝时期
宋代初年，朝廷参照前代规定了皇帝、皇太子、诸王及各级官吏的服制。宋代服饰与唐代服饰相比，不仅款式少有创新，而且色彩较为单调，趋向于质朴、洁净和自然。
男子服饰——官服：宋代皇帝服饰承唐制有大裘冕、衮冕、通天冠、绛纱袍、履袍、衫袍、窄袍。这是祀享、朝会、亲耕、视事、燕居的衣着。
平民服饰：北宋汴梁人的衣着：卖药、卖卦的，都具冠带，士、农、工、商各有本色。有的戴帽穿背子，有的穿衫来角带，有的不戴帽子，行业不同，穿着不一。宋代男子，上身以穿圆领袍衫为主，下身着裳，即穿裙。
宋代文人多着直领上衣，长短至膝，下着黄裳，方履，礼宾时束大带。
辽金元时期
辽代——辽代服制辽太租在北方称帝时，上朝穿甲胄，甲胄就是朝服。得后晋领土以后，受汉族影响，创立衣冠服制，契丹族官吏着本民族服饰，汉族官吏仍穿汉服。
干亨年间服制有所变化，三品以上的契丹族官吏在隆重典礼时也着汉服。日常官服分两种：皇帝及汉族臣僚着汉服，皇后及契丹族臣僚穿契丹服。
辽兴宗重熙(公元1032年以后，大礼都改着汉服。由于地处北方，气候寒冷，辽代君臣大都服貂裘。皇帝穿最名贵的银貂裘，大臣穿紫黑貂裘，下属穿沙狐裘等。皇帝公服为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穿红袄。辽代规定，只有皇帝、大臣才可以戴帽及裹巾，中下级官吏、平民百姓私戴违法，这点和唐宋时期大不相同。
金代——男子服饰：金代男子的普通衣着是——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袍，腰系吐骼带，脚着乌皮靴。金代服饰最大特点是采取环境保护色，即衣着颜色与周围环境颜色相同或相近。金人进入黄河流域之后，吸取了宋代服饰仪仗特点。有典礼时，都采取汉服制度，服衮冕，戴通天冠，着绛纱袍。公服有三种颜色：五品以上服紫色，六品、七品服绯色，八品、九品服绿色，公服下加襕。百官常服多为盘领、窄袖，胸间或肩袖饰以金饰花纹，有春水秋山景物，衣襟较短，便于骑马。
女子服饰：金代女服以詹裙为主。它多为黑紫色，上面绣全枝花，周身有六个褶子。上衣为团衫，黑紫色或绀色，直领，左衽，前拂地，后曳地尺余，用红黄带，双垂在前。金代女服较为宽大，显得格外潇洒。
元代——元代男服：元代官服蒙古族入关之前，披发椎髻，冬戴帽，夏戴笠。他们的皮帽、皮袄、皮靴，多用貂鼠、羊皮制成。皮袄通常是右衽、方领。灭南宋之后，种族等级森严，蒙古贵族衣着华丽，色目人次之，汉人、南人大多衣着襕褛。
蒙古族入关以后，除保持固有的衣冠之外，还引进了汉族朝祭服饰，如冕服、朝服、公服等。男子公服以长袍为主，以罗制成，大袖盘领，右衽。元代官吏实行佩牌制度，第一等贵臣佩虎斗金牌，次为素金牌，再次为银牌。
元统一中国后地域空前辽阔，在交际过程中，服饰技术进一步交流。元代丝绸特点是缕金织物大量应用。纱、罗、绞、縠，无不加金。元人把这种金光闪闪的织金锦叫“纳石失”，意即波斯金锦，它是最华贵的衣料。质孙衣，又叫一色衣，上衣连下裳，衣式紧窄，下裳较短，有精粗之分。据说，元代统治者每年举行十三次大朝会，帝王、大臣、亲信穿同一色质孙衣，在大殿前用金杯按爵位、亲疏、辈分祝酒。
元代衣着的用料，精粗相差悬殊。高官服装多用色彩鲜明的织金锦，以花朵大小表示品级高低。贵族男子夏季礼服，不可缺笠，其质地、造型、装饰都追求华美。
女子服饰：元代贵族妇女一般戴皮帽，穿貂皮袍。这种袍比较宽大上，多左衽，袖口较窄，袍长曳地。有的女袍，用大红织金、吉贝锦、蒙茸加工品成。
明代
朱元璋贯彻他“复汉官之威仪”的主张，下诏将元代遗留的辫发、椎髻、胡帽、男子的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的窄袖短衣、裙裳等一律禁止。又参照周汉，取法唐宋，对服饰制度做了大规模调整。这套服制先后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直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才算基本确定。永乐、嘉靖时又做了些更改，使各项规定更加具体。明代首创的补子不但是身份的象征，同时也反映出织绣技术的高超。
男子服饰——官服：明代官服恢复唐制，但较唐代的“品色衣”等级差别更加明显。这与朱元璋获取政权后，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有关。官服中的冕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亲王等皇室成员于祭祀或朝会等大典时服用。
女子服饰——明代命妇冠服分礼服与常服两种。皇后礼服用于受册、谒庙、朝会等大典。皇后常服除凤冠外，尚有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永乐时，衣服改用黄色大衫，深青霞帔，上饰珠玉等各种饰物。另有袄子、鞠衣、缘裙等，颜色、质料、花纹等都有规定。明代授有封号官员的祖母、母亲、妻子的服饰也有严格规定。其礼服用于朝见君后、参与祭祀等大典。主要有凤冠、霞帔、大袖衫、褙子等。
清代
从服饰发展的历史看，清代对传统服饰的变革最大，服饰的形制也最为庞杂繁缛。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下剃发令，从此，男子一改束发为削发垂辫，以箭衣小袖、深鞋紧袜，取代了明代的宽衣大袖与统袜浅鞋，传统法服被最后消灭。但从清代服饰中仍可看到对前代服饰某些方面的保留，如衮服、朝服的十二章纹；官服朝挂的补子；官员帽顶所用珠玉、珊瑚、宝石、金银的等差；以及以命妇朝冠所缀金凤、金翟数目多少区分等级的制度。清王朝后期，自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开始，至光绪时期，先后几次选派学生出国学习。留学生到国外，即剪掉了辫发，开始着西装。以后，清政府开办学堂，操练新军，采用了西式的操衣和军服。学生和军队的服饰也有了改变。
男子服饰——官服：清代的官定冠服，上自皇帝，下至文武官员，以及进士、举人等，均按品级服用。服饰有衮服、朝服、龙袍、常服袍、行袍、端罩、螃袍、补服、行挂等。
满族女服——清代妇女服饰有满、汉两种。满族妇女一般穿长袍，或外罩坎肩；汉族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主，清中期以后也相互仿效。满族妇女的长袍，袖口平大，长可掩足。贵族妇女用团龙、团蟒，一般则用丝绣花纹。袖端、衣襟、衣裾等镶有各色花边。衣领较低，后渐加高。长袍初极宽大，后腰身渐小。外面往往加罩短的或长及腰间的坎肩，有对襟、一字襟、琵琶襟等各式。这种长袍以后演变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装——旗袍。
汉族女服——汉族妇女服装较男服变化为少，一般穿披风、袄、裙。披风是外套，作用类似男挂，形制为对襟，大袖，下长及膝。披风装有低领，点缀着各式珠宝。里面为上袄下裙。裙子初期还保存明代的遗俗，有“凤尾裙”、“月华裙”等式样，后有在裙上装饰飘带的，有在裙幅底下系小铃的，也有在裙下端绣满水纹的，各式各样，颇为美观。清后期，又流行不束裙而着长裤，裤多为绸缎制作，上面绣有花纹。另外还有背心，长可及膝下，多镶滚边。冬季所穿皮衣，有的将里面的毳毛露出在外，叫“出锋”。清代中期以后，妇女冬季流行披斗篷，还有采自西式的大衣，也有沿用明代云肩的。
自民国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服装逐步演化为现在的服装样式。
㈤ 圆明园的毁灭资料是什么
圆明园的毁灭资料
历史背景：
圆明园于咸丰十年，即1860年的10月，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页屈辱史。
至清代中叶，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咸丰十年）7月，英法侵者军舰队再次闯到大沽口外，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为幌子，一面武力进逼，一面诱以“讲和”。目的在于陈兵京师，逼清廷就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迟迟不定战守之策。侵略军长驱直逼通州。9月21日，通州八里桥决战清军失利，次日晨，咸丰皇帝仓皇自圆明园逃奔承德避暑山庄而去，造成都城无主，百官皆散，军卒志懈，民心大恐的危机局面。
抢劫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10月6日傍晚，侵略军闯入圆明园大宫门。此时，在出入贤良门内，有二十余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至晚7时，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10月7日，英法侵华头目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伦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法英侵略军入园的第二天就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
圆明园可抢的东西实在太多。据一个英军目击者称，在整个法军营帐内满堆着很多装潢异常华丽的各色钟表，在士兵的帐篷周围，到处都是绸缎和刺绣品。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国二等带兵官，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
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由于园内的陈设什物及其帐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所以已永远无法说清。以下资料或许可借以管中窥豹。清室史料表明，圆明园内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即达441件，劫后幸存的只有一件大钟。事后查缴被土匪抢走和侵略军“委弃道途”的一部分失散物件即达1197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据当时《泰晤士报》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实际上，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实属无价之宝。这摧残人类文化的滔天大罪，实在令人发指！
据参与的目击过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描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攫取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纵倩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兰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兰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有一处厢房里有堆积如山的高级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个英国军官从一座有500尊神像的庙里掠得一个金佛像，可值1,200英镑。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窃得二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7英尺，一座高6.4英尺）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该人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侵略者除了大肆抢掠之外，被他们糟踏了的东西更不计其数。有几间房子充满绸缎服装，衣服被从箱子拖出来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几乎可遮没膝盖。工兵们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上边的宝石。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凶狠地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当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园林，已被毁坏得满目狼疮。
火烧圆明园：
正当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退让，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择日签约时，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使清政府“惕然震惊”，竟借口其清政府逮捕公使和劣待战俘，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劣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译自英文)
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国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被一齐付之一炬。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自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
据有关材料记载，10月18日，英国侵略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
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妄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格兰”。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圆明园还在熊熊燃烧之时，奉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全部承诺了侵略者的一切条件。不久即分别与英、法、俄诸国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签订了《北京条约》。
衰败过程：
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无数的土匪参与了打劫。能拿走的统统拿走，拿不动得用车或者牲口拉，实在拿不走就任意破坏！那群没人性的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易得的值钱物品很快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守园的太监官兵将他们称为“筛土贼”，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这一次，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当时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炭。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怀 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
至此，圆明园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麦垅相望。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遂面目全非。
园林收藏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着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收藏极为丰富，堪称文化宝库。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法国）巴黎圣母院所有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煌的东方博物馆媲美。”园内陈设豪华精美，收藏有大量的艺术珍品。据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描述，“园中富丽辉煌之景象，非予所能描色揣称，亦非欧洲人所能想见”。“各种宝贵的珍品，均积聚于此皇家别墅，千门万户之中。”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碎纹瓷器和珐琅质瓶盏，织金织银的锦缎、毡毯、皮货、镀金纯金的法国大钟，精美的圆明园总图，宝石嵌制的射猎图，风景人物栩栩如生的匾额，以及本国其它各种艺术精制品和欧洲的各种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应有尽有。
圆明园内收藏有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现仅举几例。文源阁是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而建的藏书楼，为着名的皇家北四阁之一，建成于干隆四十年。阁中收藏干隆钦定《四库全书》和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收书3400余种，有近8万卷，36000余册。因《全书》篇帙浩瀚，当时又择其尤要者，编成《四库全书荟要》，计12000册。《荟要》共抄两部，一部贮在故宫摛藻堂，另一部收藏于长春园含经堂的东厢“味腴书室”。另外，含经堂还有一外着名文轩——淳化轩，是专为收藏着名法帖《淳化阁帖》摹版而建的。《阁帖》原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年）摹刻的，包括王羲之、王献之乃至苍颉、夏禹、孔子等99人的书法名迹。帖分十卷，是我国的第一部大型丛帖，被誉为诸帖之祖。干隆年间，根据《阁帖》的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