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麼是拜火教
拜火教教義
亦稱為「瑣羅亞斯德教」、「襖教」或「火襖教」，在西方當今的資料中也稱之為「帕西教」，其基本教義為
1.崇拜最高主神阿胡拉 • 瑪茲達。認為他是萬物之主，也是光明、慈善的主宰，先創造了天體，而後創造了萬物之靈，再由「靈」演生出萬物,其善體現在萬物之中。
2.主張善惡二元論。世界存在善與惡兩種勢力，主掌善的聖靈是斯班塔 • 曼紐，代表了光明、美德、創造、善行、真理與秩序；而主掌惡的生靈安格拉 • 曼紐則代表了黑暗、丑惡、破壞、罪行、謊言與混亂。相信善神與惡神經過長期而反復的較量之後，最終善行將戰勝邪惡，光明將代替黑暗。
3.相信真理神聖而永恆。真理先於萬物而存在，並將永存；瑣羅亞斯德是真理的預言者和最高神的朋友。
4.認為人由善神創造了身體和靈魂兩部分，同時將意志賦予了人的本性，因而善惡伴隨著人的一生，選擇善行的人死後將升入天堂，而選擇惡的人將要墮入地獄。所以人們要以「善思、善言和善行」為道德箴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最終，所有的靈魂都將通過「裁判之橋」接受末日審判。
2. 希臘化時期錢幣的銘文從城邦名稱轉變為什麼
摘要：臘式錢幣出現於亞歷山大開創的希臘化時代之初，流行演變於絲綢之路開通之後，消失於薩珊波斯滅亡與阿拉伯帝國建立之際。雖經千年歷史變遷，但從整體上看，這類錢幣的基本形制、材質、幣值、重量、名稱都沒有根本的改變，只有正反兩面的圖案輪廓和銘文語種因王朝更替或發行者的變化而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希臘式錢幣是多元文化環境下的產物，它本身的創制、流通和演變就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又一個縮影。
「希臘式錢幣」是亞歷山大東征之後在希臘化世界流行並對以西亞、中亞和印度西北部為主的東方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一種錢幣。它創始於亞歷山大東征之初（公元前4世紀末），消失於薩珊王朝與阿拉伯帝國之交（公元7世紀），主要創制、流通於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它的歷史變遷又和絲綢之路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其間由於各地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和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這類錢幣以希臘古典錢幣，尤其是雅典的阿提卡幣制為基礎，以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以亞歷山大名義發行的錢幣為原型，既有繼承，又各有變化，但總體上呈「去希臘化」趨勢。特別是公元以後，隨著希臘人在西亞、中亞、印度等地統治的最終結束，希臘化文化影響的逐漸衰退，希臘式錢幣的基本特徵也越來越模糊，以至最後面目全非。為什麼亞歷山大在征服波斯的過程中，要以個人名義發行新的突出自己形象的錢幣？為什麼這些錢幣又被他的繼承者仿效？為什麼在各希臘化王國不復存在，希臘－馬其頓人的後裔從血統上和文化上都融入東方當地民族的汪洋大海後，希臘式錢幣仍能存在和延續下去，其基本形制、幣值等特徵仍然被當地形形色色的統治者所接受？最後又為什麼會蛻化變異，悄然消失了呢？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一類型錢幣的興衰演變及其動因的分析，盡可能對上述問題做出一些回答。
一、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與希臘式錢幣的創始
「希臘式錢幣」（Greek－style Coins）與我們通常所說的「希臘錢幣」（Greek Coins）有何區別？按照一般的錢幣學常識，希臘化時期由希臘－馬其頓各王國統治者發行的錢幣歸入希臘錢幣的類型。就錢幣的主要發行者希臘人而言，這種歸屬無疑是成立的，但就錢幣本身的時代特徵和文化內涵而言，這樣的歸屬似乎忽略了希臘古風、古典時期的本土（包括希臘人殖民地）錢幣和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在東方發行的具有當地文化色彩的錢幣的明顯區別。因此，本文以亞歷山大東征為界，此前的稱為「希臘錢幣」或「希臘古典錢幣」，其後的稱為「希臘式錢幣」。後者除希臘化時期希臘－馬其頓統治者發行的錢幣外，也包括西亞、中亞、印度各地非希臘人統治者所發行的具有希臘化錢幣基本特徵的錢幣。
希臘式錢幣也可稱為「希臘化錢幣」（Hellenistic Coins），或「亞歷山大式錢幣」（Coins of Alexander Style）。它與古典時期希臘錢幣在形制上的最主要區別是出現於錢幣之上的國王頭像。這不僅僅是圖像設計的表面變化，也是希臘錢幣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意義的變革，是對古希臘人所經歷的一次歷史巨變的反映。首先，從錢幣屬性上來看，前者是希臘各城邦的錢幣，體現的是城邦的獨立精神和民主共和理念。如錢幣上標志性圖案是各城市的保護神，錢幣的發行者是城邦，也即公民集體而非某位個人。後者則是帝國或王國的錢幣，發行者是統治者本人。上面有國王的形象、名字、稱號和保護神，表明是某某國王的錢幣，體現的是王權神授、帝王獨尊和家天下的觀念。其次，從文化內涵上來看，前者是純粹的希臘傳統和風格，而後者則是多元文化的混合。
王像出現於希臘錢幣之上始於亞歷山大。他在東征過程中，大概是為了支付士兵的薪餉，在公元前330年就開始鑄造自己的錢幣。這些錢幣按圖形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雅典娜（Athena）／勝利女神尼科（Nike）型。正面：雅典娜頭像，戴頭盔，面右；反面，尼科全身站立像，面左。另一種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宙斯（Zeus）型。正面，赫拉克勒斯頭像，戴獅頭盔，面右；反面，宙斯面左而坐，左手持權杖，右臂托鷹。銘文有「亞歷山大」和「王」（BASILEWS）的希臘語字元。米利都（Miletus）、西頓（Sidon）、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巴比倫（Babylon）是這類錢幣的主要鑄造地。亞歷山大以希臘神作為它所發行的錢幣的圖案，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於他從希臘北部落後地區馬其頓的國王一躍而成為全希臘的主人，並遠征波斯以報希波戰爭之仇，他要表明他是希臘文化的正統繼承者，而且希望這些希臘神祇能保佑他成功；二是受王族傳統的影響，自認為是希臘神宙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後裔，以他們的形象表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神聖性。與此同時，他也可能開始鑄造有他本人頭像的錢幣。有學者指出，早在公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在埃及訪問孟菲斯（Memphis）時，就發行了一種正面有自己頭像的銅幣，以便將此前的波斯銅幣驅逐出流通領域。亞歷山大死後，他的部將都以亞歷山大的繼承人自居。將亞歷山大神化，發行帶有他頭像的錢幣就成了抬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從公元前318年起，統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首先在孟菲斯發行了一種正面有亞歷山大戴象頭皮的錢幣，紀念亞歷山大在印度的勝利。亞歷山大的另一位部將萊辛馬庫斯（Lysimachos）約公元前297年開始在色雷斯（Thrace）和小亞的馬格尼西亞（Magnesia）大量發行有亞歷山大頭戴公羊角形象的錢幣。這是具有亞歷山大本人真實肖像的標准錢幣的開始。
國王頭像出現於錢幣正面這一希臘式錢幣的基本特徵由此確立。後來的希臘化王國諸王紛紛仿效錢幣，他們不僅繼續發行具有紀念意義的亞歷山大，也開始製造有自己頭像的錢幣。其中塞琉古王國在希臘式錢幣的延續和演變中發揮了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其一，塞琉古王國在三大希臘化王國中版圖最大，幾乎繼承了亞歷山大帝國在亞洲的全部遺產。後來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帕提亞王國都是在它的故地上獨立發展起來的。這種特殊的地理政治環境提供了希臘式錢幣繼續使用和流通的可能。其二，它的錢幣在堅持王像鑄於幣這一基本特徵的同時，保留或創制了一些希臘神祇的形象，成為後來本族或其他民族統治者仿製的依據。其三，除了王家造幣場外，塞琉古王國也允許各地總督設場造幣。這些早期造幣場在各地易主後不僅繼續生產，而且對新建的造幣場起著示範作用。這對希臘式錢幣傳統的延續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帕提亞和巴克特里亞王國時期。
可以說，到塞琉古王國分裂之前，希臘式錢幣已完成了自身的過渡，王像現於幣成為希臘式錢幣區別於希臘古典錢幣的最主要特徵。但這種變化絕非源於亞歷山大個人的一時興致，而是有其深層次的歷史原因的。
首先，這與亞歷山大在東征過程中所接受的東方的「王權神化」觀念有關。希臘人向來有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神話傳說中的某一位神或英雄的習俗。亞歷山大和他的家族都自認為是希臘主神宙斯和希臘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後裔。征服埃及後，他被當地的祭司尊為宙斯－阿蒙神（Zeus－Ammon）。滅亡波斯進入印度後，他更感到自己就是神的化身，具有超人、甚至超過其他神的力量。在他看來，只有像赫拉克勒斯、狄奧尼蘇斯這樣的希臘神才能遠徵到這里，而他甚至要比他們征服得更遠。因此，他的形象和諸神一樣出現在他所發行的錢幣上也就理所當然了。
其次，王像出現於錢幣之上在波斯素有傳統，亞歷山大有可能受其影響。波斯的金幣名大流克（Daric，重約8.3克），銀幣名西格羅斯（Si-glos，重約5.4克）。正面一般是一個頭戴王冠的弓箭手，左手持弓，右手持矛，呈半跪狀；反面一般空白，個別有人騎馬形。正反面都無銘文。這個弓箭手無疑就是國王。希臘人對此幣並不陌生，因為他們與波斯帝國的接觸已有兩個多世紀之久。小亞的希臘城邦居民曾經淪為波斯人的臣民，不少的希臘人曾到波斯帝國任職、游歷，有的還充當波斯人的僱傭軍。他們的服務報酬就是這種金幣或銀幣。亞歷山大和其後繼者既然取代波斯國王成了新的統治者，也就順理成章地把自己的肖像打制到新的錢幣上，表明自己的正統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波斯錢幣上的國王（弓箭手）是側面全身像，而希臘化時期的錢幣上則是國王的側面頭像。
最後，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就是不能忽視亞歷山大從波斯王室的寶庫中共劫掠了約17萬他連特（約合4835噸）的銀子。他把這些銀子都鑄成貨幣，投入流通，從而促進了近東地區以及整個希臘化世界貨幣經濟的發展。
因此，希臘式錢幣的創制既是亞歷山大征服波斯觀念、建影立響帝之國下統的治產的物需要，也是東方王權神授、帝王。如果說原來的希臘古典錢幣奠定了新型錢幣創制的基礎，具有國王形象的波斯錢幣則在某種程度上為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提供了模仿的對象。
希臘式錢幣流傳甚廣，影響深遠，總體上看，它有兩個傳播中心或兩條傳播路線：一是以帕提亞為中心的地區，一是以巴克特里亞（Bactria，中國史書中的「大夏」）為中心的地區。這兩地都是亞歷山大及塞琉古王國的故地。前者影響了帕提亞（安息）、薩珊波斯（Sassanian Persia）和阿拉伯帝國初期的貨幣；後者影響了印度－希臘人小王國、貴霜帝國以及先後進入這一地區的斯基泰人部落（Scythians，中國史書中的「塞人」）、嚈噠人（The Ephthalites）、柔然人（Jouan－jouans）等游牧民族的錢幣；中國新疆地區的「和闐馬錢」也與此有關。
二、巴克特里亞、帕提亞的獨立與希臘式錢幣的延續與漸變
公元前3世紀中期，西亞、中亞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是原為塞琉古王國巴克特里亞總督的狄奧多德斯一世（Diodotus）獨立稱王。後是活動於裏海附近的當地游牧民族帕提亞人首領阿爾薩息（Arsaces I，約前247－前211在位）起義建國。政治格局的變化自然帶來王權象徵之一的錢幣的變化。希臘式錢幣進入了與東方文化因素明顯交融的新階段。
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孤懸亞洲腹地，難免受到當地的東方文化的影響。1964年發現的阿伊·哈努姆希臘古城遺址，盡管希臘式城市的特徵非常明顯，但東方文化的因素已比較濃厚。公元前2世紀中期，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王國被來自中國西北部的大月氏人或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所滅，殘部退往以前曾占據過的印度西北部。到印度後，希臘人更處於少數，且經過數代通婚，純粹的希臘人後裔已寥寥無幾。為了維護對當地人的統治，這些印度－希臘人加快了對當地文化的接受。這種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證據就是他們所發行的明顯含有印度地方文化和宗教色彩的希臘式錢幣。
首先是印度大象的標志出現在國王頭像上。其實這一過程始於亞歷山大。他生前就鑄造了自己騎在馬上和乘象的印度國王戰斗的大徽章和顯示印度大象形象的錢幣。可能是為了紀念他在印度那場最慘烈的戰役，表示他對印度的佔領。如前所述，托勒密一世（Ptolemy I）也曾發行過一種亞歷山大戴象頭皮標志的紀念幣。公元前2世紀初侵入印度的巴克特里亞國王德米特里（Demetrius）的錢幣上也採用了這種象頭皮標志。不管這些希臘統治者的本意如何，印度的大象標志出現在希臘式錢幣上，實際上反映了希、印兩種文化的相互認同和融合。其次是希印雙語幣的出現。這種錢幣一面是希臘文，一面是印度佉盧文，語言不同，意思一致，後者基本是前者的翻譯。希印雙語幣的發行既表示了對當地語言的認可，也表示了自己對當地統治的合法性，同時還方便了這種錢幣在當地的流通。再次是佛教文化因素的吸收。著名的印度－希臘人國王米南德（Menander）曾發行的一種印度標準的四方形錢幣，正面是八幅車輪－－－表示佛教八正道的法輪，反面則是希臘表示勝利的棕櫚枝。這種幣雖然是兩種文化的結合，但似乎印度的成分已佔了主體。最後，對印度的動物特產也多有顯示，如印度的大象和犎牛全身站立的形象就取代國王和神像出現在阿波羅多德斯（Apollodotus，約前180－前160）的仿印式方形錢幣上。但在希臘標準的橢圓形錢幣上，印度的因素就似乎少一些。這說明希臘式錢幣對印度文化因素的吸收是個漸進的過程。
帕提亞曾經是希臘人統治的地區，獨立後又處在東有塞琉古王國、帕加馬（Pergamum）王國，西有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包圍之中，深受希臘化文化的影響。加之帕提亞人本身是馬背上的民族，文化相對落後，因此，建國後的帕提亞人欣然接受了原來的希臘主人所帶來的先進文化，帕提亞語和希臘語同時成為官方語言。希臘語的使用和普及程度超過了任何非希臘人建立的王國，在帕提亞諸王發行的錢幣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是希臘化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文化現象。
從現在發現的帕提亞錢幣來看，它經歷了一個部分模仿、全盤接受、逐漸本土化的過程。在阿爾薩息一世到米特里達特一世（Mithridates，約前171－138）之間的約一百年間，帕提亞錢幣完成了第一階段的過渡。這些錢幣採用了希臘錢幣的形制、材質和幣值。如錢幣外形呈橢圓形，用模子澆鑄打壓而成；採用希臘阿提卡標准，主要是一德拉克馬（約4克）和四德拉克馬銀幣（約16克）兩種；兩面都有圖案，正面是國王的側面頭像，反面是一個面右或面左而坐（以希臘人視為「大地中心」的德爾菲「臍石」Omphalos為座），雙手張弓的弓箭手形象。反面的左右兩邊是希臘語銘文，標有ARSAKOU，ΒΑΣΙΛΕΩΣ以及各種贊語④，表明這是國王阿爾薩息發行的錢幣。但這類錢幣仍保持了明顯的波斯和游牧民族的特徵。其一，國王頭戴游牧人的平頂垂肩頭套（Bashlyk，也有譯為「波斯風帽」），這與希臘式錢幣國王僅在頭上扎一頭帶的形象迥然不同。其二，背面的弓箭手形象與波斯帝國錢幣上的國王持弓形象似有先後繼承關系。這與希臘式錢幣反面一般表現神的形象也極為不同。這種弓箭手形象實際上就是國王的化身，成為帕提亞本地造幣場所出錢幣的標志之一。此外，初期的錢幣還形成了一個傳統，就是幾乎所有的錢幣上只有開國君主阿爾薩息的名字，而無其他任何國王個人的名字。這是與以前的或其他的希臘式錢幣極為不同的一點。
從米特里達特一世統治時期開始，帕提亞錢幣圖案發生了重大變化。原因是帕提亞的統治者利用原來塞琉古王國的造幣場鑄造新幣，從而使帕提亞的錢幣增添了更多的希臘化因素。如同以前希臘統治者的錢幣，正面的國王頭上也只扎表示王權的頭帶，反面除弓箭手外，還出現了希臘神祇如赫拉克勒斯、宙斯等的形象。有的錢幣也按塞琉古王國的慣例，打上了表示發行年代的希臘字母符號，並以塞琉古實際在位年代紀年。但也有例外，公元前1世紀初的兩位國王（Gotarzes I，約前95－前90；Orodes I，約前90－前80在位）的錢幣上就出現了頭戴波斯王冠的形象。
公歷紀元以後，諸希臘化王國已不復存在，希臘化的影響逐漸減弱。錢幣的總體面貌雖然沒有大的改變，但希臘語銘文的字跡卻變得模糊或錯訛，難以辨認，一些國王的名字也開始用帕提亞文字（阿拉米亞－－－Aramaic字母，或帕拉維－－－Pahlavi語）來表示。那些表示國王稱號、功績和榮譽的銘文慢慢也失去了原來富有個性的政治含義，變成了一種機械的模仿。但直到帕提亞王朝終結，希臘式錢幣的基本特徵沒有根本的變化。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實，它說明希臘化文化、希臘式錢幣在帕提亞統轄區域的影響頗深。
三、貴霜、薩珊波斯的崛起與希臘式錢幣的變異及消亡
公歷紀元前後，西亞、中亞和印度的政治版圖再次發生了變化。公元前1世紀後期，印度－希臘人的小王國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從阿富汗南部進入印度的塞人（斯基泰人）王國開始活躍於印度西北部。公元1世紀初，以大月氏王國為基礎的貴霜帝國建立，囊括了中亞和印度的一部分。公元3世紀初，薩珊波斯帝國取代帕提亞稱霸西亞和中亞的廣大地區。由於希臘化影響的徹底消失，希臘式錢幣也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基礎和依託。貴霜和薩珊波斯的統治者雖然仍然採取了拿來主義，但他們所接受的希臘式錢幣經過數百年的改造，在外觀上已與亞歷山大時代的錢幣相距甚遠。他們在仿製的同時，又注入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因素，因此希臘式錢幣的消亡也就為時不遠了。
從現在發現的薩珊錢幣來看，它仍可屬於希臘式錢幣的范疇，是其變種或亞種之一。其形制、材質和幣值（重量）與帕提亞的錢幣沒有大的變化，幣面呈橢圓形，銀幣為主，以德拉克馬作為基本的重量單位。但正反兩面的圖像文字已完全波斯化、祆教化。正面的國王一般都留著絡腮大胡，頭戴波斯式三重冠、雉堞形王冠，或高高聳起的日月冠，發辮下垂，頭後有下垂或揚起的飄帶，這似乎是從希臘式頭帶演變而來。背面是象徵薩珊波斯國教－－－祆教的祭火壇，祭壇兩側一般有兩個祭司站立看護聖火。幣上的銘文已完全變成了波斯帕拉維語。公元7世紀中期，隨著阿拉伯人滅亡薩珊王朝，薩珊型錢幣漸漸退出了流通領域。
相對於薩珊波斯，貴霜帝國諸王的錢幣上較多地保留了希臘式錢幣的特徵。從大月氏公元前2世紀中期滅掉巴克特里亞王國到公元4世紀最後被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所取代，月氏－貴霜人的統治在以印度西北部為中心的中亞和南亞地區延續了五、六個世紀。這一地區恰恰是原來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和印度－希臘人的活動之地，希臘化程度較深，希臘人的文化遺存隨處可見。貴霜人的祖先是來自中國西北的游牧民族，他們在軍事上征服了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但最終卻不得不接受當地先進的希臘化文化遺產，以及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影響。貴霜錢幣基本上保持了希臘式錢幣的特徵，正面的國王頭像仍然扎著亞歷山大式頭帶，但也有國王騎象、或手持權杖站立，或向一小祭壇獻祭的圖像。反面有人騎馬形，也有坐著的赫拉克勒斯，或手持豐饒角的伊朗的大地女神Ardocksh（相當於印度的Lakshmi），中亞的月亮女神（Mao），印度的濕婆（Siva）、公牛，波斯的娜娜神（Nanania）、風神（Vado），佛教的佛陀（Buddha）以及箭、雷電等圖像。幣上的銘文有希臘語，也有佉盧文（Karoshti）或婆羅米文（Brahmi）。貴霜時期的錢幣顯然是多種文化的混合體，希臘、波斯、印度，甚至羅馬的因素都有所反映。這是由貴霜人所處之地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以及公歷紀元前後的東西方政治格局所決定的。
四、希臘式錢幣與古代中國
既然希臘式錢幣曾在塞琉古王國、巴克特里亞王國，帕提亞、印度希臘人王國、塞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小王國、貴霜帝國和薩珊波斯帝國流通，這些帝國或王國的故地或曾經統轄的區域都曾在歷史上通過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國存在某種商貿和文化關系，那麼，從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開始，這些形形色色的錢幣有多少通過絲綢之路流入中國境內或中原內地呢？現在又有多少實物被發現了呢？據筆者所知，除了薩珊波斯銀幣、東羅馬金幣和和闐馬錢外，此前的希臘式錢幣目前在國內似無發現。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古人早在絲路開通之初就開始了對它們的觀察和記載。
第一位明確把希臘式錢幣的信息帶入中原的是張騫。他在給漢武帝的報告中特別提到了安息即帕提亞的錢幣：安息人「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這和現在所見的帕提亞錢幣特徵非常一致。對於他親自到過的大夏（巴克特里亞），他雖然沒有具體提到此地的錢幣，但提到大夏人「善賈市……其都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史記·大宛列傳》的另一處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善市賈，爭分銖」；而且說到「其地……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由此可見，張騫之時，自巴克特里亞、索格底亞那（Sogdiana，即漢文中的「粟特」、大宛，曾為巴克特里亞的一部分）到帕提亞這一帶商業發達，人們語言相通，善於經商，錙銖必爭，但不用金幣，可能都像安息那樣用銀幣進行交易。考慮到希臘式錢幣中還有大量的銅幣奧波爾（obol），或其他小面值的輔幣（半德拉克馬等），我們不能把「爭分銖」僅僅理解為是對一種贏利手段的描述，而要看到它實際反映了民間交易時輔幣或小幣的存在。
《漢書》中的相關記載大致相同，但也有相異之處。其中提到安息時說：「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這里說的更具體了，但「幕為夫人面」如何理解？已經發現的帕提亞錢幣對此作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回答原來在公元前2年－公元4年在位的弗拉特斯五。世（Phraates V）的錢幣反面一反常態地出現了一位女王的頭像。此人名為穆薩（Musa，原名為Thusmusa），本是義大利女奴，被羅馬皇帝奧古斯贈給帕提亞國王弗拉特斯四世為妾，弗拉斯特五世為其所生。為了保證親生兒子能繼承王位，她先是勸誘弗拉特斯四世將其他兒子送到羅馬去做人質，再乘機把自己的兒子立為王位繼承人，然後毒死弗拉特斯四世，把兒子扶上王位。自己則與兒子結婚年後，成即為被王推後翻或。女然王而。他他們們發二行人的在這位類時錢間幣不卻長被，六中國的西域使者所目睹，將此信息帶回中國，並在班固的《漢書》中留下了記載。如果不是這種錢幣的實物出現，真不知這段記載的真實性何時能得到世人公認。
《漢書·西域傳》中還提到位於印度西北部的罽賓「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烏弋山離「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這些也都與印度－希臘人王國和貴霜時期錢幣上的國王形象、人騎馬形極為吻合。甚至罽賓「出封牛」，也可從此地錢幣上的瘤牛形象得到印證。
可見在漢代，希臘式錢幣的基本特徵和兩大類型的信息都傳到了中原。不過介紹過於簡略和以偏概全（如女王或王後的頭像出現於錢幣是帕提亞錢幣中的特例，而且僅此一例），甚至誤傳都是可以理解的。此後的《魏書》、《北史》在提到罽賓、康國、小月氏、粟特時，雖然都涉及到這些地方用金銀錢幣交易、納稅，但未對其具體式樣做過詳細描述。特別是關於薩珊波斯的記載中，只有國王「戴金花冠，衣襟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的記述可與波斯錢幣上的國王衣飾基本吻合，其他信息則闕如，不免令人遺憾。
但值得注意的是，貴霜錢幣曾在中國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留下了它們的印記。被夏鼐先生稱為「和闐馬錢」的漢佉二體錢顯然受到了來自貴霜錢幣的影響。該幣圓形無孔，上鑄有漢文與佉盧文兩種文字，漢文表明幣值（如：「六銖錢」、「重廿四銖銅錢」），佉盧文表示王名或王號，正面的圖案為馬或駝形。這種錢幣顯然是希、印（貴霜）、中三種文化因素的結合。
盡管關於希臘式錢幣的中外文獻十分缺乏，但現有的考古學和錢幣學實物資料證明：流通於絲綢之路千年之久的希臘式錢幣確實在古代歐亞大陸的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交換媒介和手段，它們直接推動了東西方物質文明的交流。安息之所以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壟斷中國與西亞、歐洲的絲綢貿易，可以與西面的其他希臘化王國，而後同占據東地中海的羅馬帝國自由通商，它對希臘式錢幣的全盤接受無疑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此外，這些希臘式錢幣仿製、改造、流通的過程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它們既是多元文化的載體，也是多元文化的傳播者。希臘式錢幣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它們的發行地就是很好的證明。